緊俏的老民工

    在就業難和招工難并存的時代背景下，新生代農民工面臨著父輩搶飯碗

    揉揉惺忪睡眼，20歲的王清摁掉手機鬧鈴，艱難地爬起來。7個月前從山西的一所中專職業技術學校畢業后，他北漂到位于首都的一條諾基亞手機流水線上，從事著“毫無驚喜”的工作。

    王清不能理解那些可以長期處于加班狀態的老工友，比如30多歲的郭國翔。這個四歲男孩的父親說：“再苦不能苦孩子，他很聰明，以后會有大出息的。”

    年屆四十的小包工頭老郭也在憧憬著兒子的前程，他想買房，但不是在老家，而是在他業已扎根的上海。

    按照全國總工會（下稱“全總”）的標準界定，王清屬于新生代農民工，老郭屬于傳統農民工。郭國翔則介于二者之間。

    在當前中國人口紅利漸消、就業難與招工難結構性矛盾并存的時代背景下，一些企業主眼中的“緊缺人才”并非王清而是郭國翔以及老郭這樣的“老兵”。

    “如果身體可以，五六十歲的工人我也愿意招。”一家手機制造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

    一面是勞動力資源優勢在弱化，另一面，農民工隊伍隱現“老齡化”趨勢。

    如此態勢讓本已承壓的企業主平添糾結。

    不能理解老工友

    王清所在的工廠位于北京東南五環的亦莊經濟開發區，方圓1公里之內坐落著十幾家知名手機生產商和配套商，包括諾基亞全球最高效的制造基地之一。

    第一代藍領工人的年齡逐漸老化，新生代農民工開始成為中國制造大軍中的主力，學歷和眼界的不同讓他們的價值觀和上一代相去甚遠。“攢錢回老家蓋房”并不是王清的唯一夢想，他喜歡體面的工作，喜歡上網，喜歡旅游。

    新生代農民工指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年齡在16歲以上的外出務工人群。

    如果王清上白班，都是早晨7點準時起床，叼著包子擠公車是常有的事，不堵車的話車程10分鐘，下了車走2分鐘，便可以到生產車間。

    “宿舍像學校里的上下鋪，每個人還有一個行李箱大小的衣柜，整個房間除了床還有一張小桌子，但我們平時都很少用。”王清住不起工廠附近的酒店式公寓，因為一個月將近1500元的租金會花掉他每個月所有的積蓄。

    每天上工之前，線長會面授機宜，比如“今天要完成多少量的任務，昨天的產品遭到客戶投訴要注意改進”。王清告訴本報記者，這些對于他來說就像耳旁風，他覺得，即便再努力工作，也不會成為流水線上那一部部數千元諾基亞機型的用戶——那是他平時工資的兩倍。

    王清說，一個工人每天在生產線上的時間為12個小時，4組人2班倒，早8點和晚8點，“每天的工作都被安排好了，沒有什么驚喜可言。”

    當訂單比較少的時候，申請加班成為一件難事，如果沒有加班，工人一個月只能拿1200多元的底薪，不包吃的情況下幾乎剩不了多少。

    “上夜班補助多一些，但晚上最容易犯困。”王清說，“有的工人因為年紀小受不了苦做兩天就跑了，但只要撐到試用期過了，每個月就能比一般工人多拿600元。以每個月20天左右的開工率計算，正式工在總工時超過141個小時后就可以算2倍的加班費。”

    “不過，能撐過試用期的工友挺少的。”王清告訴本報記者。

    工作流動性強是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之一。

    全總2011年2月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務工后更換工作的平均次數為1.44次，且每年變換工作0.26次，是傳統農民工的2.9倍。

    王清不能理解那些可以長期處于加班狀態的老工友，連續上兩個晚班對于他來說已經難以忍受——整個人渾渾噩噩的，睡不著也不想動。

    延遲退休的奮斗

    郭國翔就是王清口中的那種老工友，他和妻子在王清附近的廠區工作，每人每小時大概能掙20元。為了省下坐車的錢，郭國翔騎單車上下班。

    夫婦倆在廠區附近租住一套一居室的房子。四歲大的兒子因為沒人照顧，因此送到河北的奶奶家。

    “再苦不能苦孩子，他很聰明，以后會有大出息的。”郭國翔在流水線上做了10多年，從富士康到加多寶，再到諾基亞，熟悉的環境和類似的工作內容已經成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和老家的人相比，他算是個從大城市來的人，這種情愫已經讓他很難再掄起鋤頭下地干活了。

    郭國翔也有自己的擔心，到了他們這個年齡，要不就是做管理層，要不就是轉行。在一些勞動密集型的制造企業，30多歲還留在生產線上的老員工其實少之又少，總是會有“不知道什么時候會被淘汰”的感覺。

    不過，這一顧慮在張智學眼中根本不是問題。

    “用工斷代的情況已經開始了，現在的年輕人和原來的不太一樣，顯然他們對生活有著更高的訴求。”這位手機制造企業負責人告訴本報記者。

    深圳一份新生代農民工生存調查報告顯示，19.6%的傳統農民工把社會保險納入求職因素，而他們后輩的這一比例則高出20個百分點。

    “我們現在給普通的工人底薪是1360元/月，算上加班費，每個月至少也在3000元以上。”東莞市金業電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高管感嘆，從2011年開始，招工的情況越來越不理想。

    現在他對勞務公司的態度是既愛又恨，“他們帶著一批批工人，說來就來，說走就走，哪里高就往哪里跑。”

    根據本報此前的報道，珠三角如今出現了大批“專職臨時工”，他們專挑春節前后企業缺人時求職，工時短、薪酬高。

    在上述高管眼中，現在的工人并不能長時期處于流水線作業狀態，年輕的做久了就喊累，還是年紀大一點的肯吃苦。

    像郭國翔這樣超過10年的老一代農民工現在已經成為制造商眼中最為緊缺的人才。張智學說，現在自己開3000元月薪也招不夠人，剛畢業的大學生有的才要求2500元。

    而對于王清來說，“中國新一代藍領農民工”的稱號放在不安于現狀的自己身上似乎顯得極不協調。

    上述全總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月收入為1747.87元，比傳統農民工低167.27元。

    “2000年，10斤面粉8塊多，現在是20元。”王清覺得自己的工資還不如當年叔父輩打工的收入高，他認為自己的工作沒有一點價值和成就感。

    老郭則不一樣。

    “你別小看我，我現在一年也有個十來萬。”說起今年高考的兒子，他說想讓孩子考到上海。

    想買房的他向本報記者咨詢起了公積金的繳納問題。

    多部委出臺的《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年）》明確，堅持因地制宜、分步推進，積極穩妥地把有穩定勞動關系并在城鎮居住一定年限的農民工及其家屬逐步轉為城鎮居民。

    為了扎根上海，老郭想買一套不超過100萬的房子。如果他的夢想成真，還需要工作至少10年。

    那時，老郭已經50多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