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巴西暴發非洲豬瘟（ASF）疫情，巴西政府立刻啟動了緊急預案，并于第3年頒布了ASF根除計劃，1984年巴西宣布ASF無疫。巴西ASF疫情從暴發到根除成功共花費7年時間。與西班牙和葡萄牙ASF疫情持續四十幾年的歷程相比，巴西的根除計劃可以說是最大膽有效的一次根除決策。但由于巴西ASF根除時間較早，可參閱的資料較少，因而缺少巴西成功根除ASF的進程的詳細介紹。為此，作者查閱了多方文獻，搜集整理了巴西ASF根除計劃的歷程，以期為我國ASF的防控提供參考。

　　巴西ASF首發病例的追溯調查及處理

　　巴西ASF首發病例于1978年5月13日上報到巴西農業、畜牧業和食品供應部（MAPA）。隨后的流行病學追溯調查顯示，首發病例農場的動物在1978年4月30日即已開始死亡，至1978年5月13日時該農場存欄的1000多只豬已死亡200多只。該農場離巴西里約熱內盧國際機場大約52.24公里，養殖者為里約熱內盧國際機場內的一名警察。由于工作的便利和機場較差的生物安全管理，該養殖者可以收集國際航班丟棄的殘羹來飼喂他飼養的豬只。這些航班中包括來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飛機，而1978年正是西班牙和葡萄牙ASF大肆流行的時期。由于該農場飼養豬只的數量不斷增加，養殖者從國際機場獲得的殘羹已無法滿足豬的消耗，所以從1978年4月開始，養殖者開始添加了商品化的配合飼料，這恰恰也是其飼養的豬首次出現臨床癥狀的時間。所以當ASF疫情首次暴發時，養殖者首先懷疑的是新添加的配合飼料受到了污染而導致疫病爆發，同時，該地其他農場的豬感染ASF的初期只表現出輕微的出血癥狀，并且養殖者采取的針對古典豬瘟的防護措施對ASF的感染也產生了部分抵御作用，以上這些原因都混淆了該病的初次診斷。

　　1978年5月10日，負責該配合飼料制備的獸醫師Dr Filho將該養殖場采集的病料送至巴西農業研究機構進行檢測。該研究機構離感染農場大約17.5公里，而且離里約熱內盧農村聯邦大學（UFRRJ）很近。恰巧的是，在南非具有資深ASF臨床經驗的Dr Neitz教授正在里約熱內盧農村聯邦大學UFRRJ進行研究生課程的授課。在獲悉當地出現不明疫情后，Dr Neitz教授趕赴農場進行了實地調查，并斷定這是一次ASF爆發。隨后他將信息立刻上報到動物衛生機構，以便采取緊急控制措施，這也是巴西官方首次獲悉的5月13日這個日期。動物衛生機構在未進行實驗室確診的情況下即對首發農場進行了全面清理，與該病接觸的所有牲畜，包括豬、牛、雞和狗，都被立刻撲殺，所有的種植物都被清除，地面被翻耕一遍，并與生石灰粉碎攪拌。

　　伴隨著首次暴發，第二代ASF病例很快出現。這些暴發點都位于缺乏圈舍或技術薄弱的里約熱內盧的郊區或貧民窟內，這些農場都是用從垃圾場搜集的殘羹冷滓來飼喂豬。例如，為慶祝其外甥女的婚禮，首發病例的養殖者曾將一些仔豬送給一個燒烤店制作宴席。婚禮過后，這些殘羹被送給另一個豬場飼喂，結果這個豬場也暴發了ASF。同時，該燒烤店緊鄰連接里約熱內盧州和巴西南部城市的高速公路加油站，該加油站常被從南方城市販運豬來里約熱內盧州進行屠宰的卡車司機使用。由于該地區的豬價比卡車司機途徑的其他地區的價格都低，所以卡車司機在里約熱內盧州完成屠宰返程時一般會從該地區購買些豬只以便到其他地區進行屠宰。在追溯調查中還發現在ASF疫情剛出現后，許多養殖者已經在緊急屠宰自養豬以減少損失。因此，首次暴發點的豬及其產品在緊急撲殺、移動控制之前，已被販賣到里約熱內盧州內的其他11個地區。1978年6月到7月間共有24起疫情暴發，其中18起為ASF陽性。至1978年8月14日，三個月時間ASF已經傳播到巴西其他10個州，主要分布在巴西的南部和中部地區。

　　1978年5月，一名來自北方地區帕拉州的農場主在途徑里約熱內盧時，聽到一些有關豬不明原因高熱疫情正在該地流行的報道。自認此次疫情為古典豬瘟，該農場主從里約熱內盧州當地購買了古典豬瘟的結晶紫疫苗并在自家養殖場和4個周邊養殖場使用（那個時代豬瘟的結晶紫疫苗還是大行其道）。結果使用疫苗后不久，這5個農場都出現了非洲豬瘟ASF典型臨床癥狀。取樣調查發現當時結晶紫疫苗的原料都來自死亡動物的樣品，而這些樣品已經被非洲豬瘟病毒污染。該重大事故由Andrade首次發現。隨后同樣的調查結果也被FAO和法國的邁松阿爾福實驗室證實，這也是該病在巴西迅速傳播的原因之一，也可能揭示了不同于首發病例的另一種傳入途徑。

　　MAPA在首發病例的實驗室確診之后的15天之內（1978年6月15日）以總統令（總統令81.798）啟動了ASF緊急狀態。參照OIE陸生動物衛生法典，該聯邦立法文件對政府、軍隊和輔助組織在緊急階段應采取的措施進行了說明。主要內容如下：

　　一是立刻將ASF疫情信息通報周邊國家，與巴西有雙邊動物衛生協議的國家，OIE和其他國際組織，特別是FAO，泛美衛生組織，泛美口蹄疫中心和美洲農業合作協會；

　　二是禁止感染區和風險區內的豬的自由移動；

　　三是對感染區內的所有豬只進行撲殺和焚化；

　　四是對污染的交通工具，建筑和物品進行徹底清洗和消毒；

　　五是停止展覽、牲畜市場或一切動物會發生相互接觸的活動；

　　六是禁止使用殘羹飼喂；

　　七是進行動物衛生教育和培訓以提高公眾對緊急動物衛生活動的認識；

　　八是提高ASF疫苗生產技術，采用新的檢測標準。進行古典豬瘟疫苗接種，共提供3500萬頭份疫苗，以加快非洲豬瘟和古典豬瘟的鑒別診斷；

　　九是對豬場的動物衛生援助給予獎勵，對觀察到的所有豬病進行通告。

　　該總統令同時賦予官方和私人獸醫在緊急情況下采取任何有必要的動物衛生措施的權利。此緊急狀態一直持續到1980年的ASF根除計劃啟動之前。1978年巴西全國共檢樣511批次，ASF陽性率達40.5%（207批），至1979年時ASF陽性率已經降為8.2%（17/202）。這2年期間一共發生224起ASF疫情，屠宰66966只豬，所有ASF疫情都通過撲殺和焚燒消除。為有效實施緊急措施，農業部聯合軍隊和軍事警察共同進行疫情處理。爆發疫情撲滅后，疫點會消毒4個月，然后引入哨兵動物飼喂2個月，只有當一切符合安全要求后才重新補欄。

　　巴西非洲豬瘟根除計劃的進程

　　1980年11月25日，總統令發布了非洲豬瘟控制計劃來根除非洲豬瘟，同時借此有效控制古典豬瘟。該根除計劃分為3個階段，分別是攻堅階段（1980年-1984年），鞏固階段（1984年-1986年）和維護階段（1987年）。在全國執行根除計劃的同時，巴西根據國內養殖分布特點，動物及動物產品流動方向，豬肉出口企業密集程度和散播該病的風險程度，又分地域，分區域進行先后根除。首先開始的是南方區域，該區域面積577，723km2，生豬養殖戶數量占巴西全國的44.65%，大約存欄15264000只豬，占據了全國豬肉產量的73%。其次是東南區域，最后是其他養殖區域。

　　攻堅階段（1980年-1984年）

　　控制國際航運。對來自風險區域的航班、輪船、郵包進行監督，禁止進口生豬，銷毀所有豬肉產品。據統計，1983-1984年共執行6065次沒收和銷毀處理，共沒收或銷毀豬肉產品7008公斤。

　　控制國內生豬移動。用于屠宰或其他目的活豬（如育種、育肥、繁育、展覽等），只有在獲得動物檢疫許可之后才能在各州之間運輸，而且只有無傳染病的農場或地區才有機會獲得檢疫許可。進入南方區域的生豬必須在出發地和目的地隔離飼養并進行血清學檢測，只有檢測合格才能與當地豬群混合飼養。

　　主動監測。主要對有出血癥狀和繁殖障礙的豬進行檢測。在攻堅階段共檢測樣品1364份，其中7份陽性，陽性最晚出現時間為1981年。同時，對屠宰豬場進行抽樣檢測，對育種豬場進行全群檢測，檢測數量根據科學公式計算而來。攻堅4年中，共檢測288368份血清樣品，只在1980年和1981年中發現陽性，共128份（分別占當年0.16%和0.09%）。自1980年開始，對冷凍豬肉也進行檢測，

　　豬瘟疫苗免疫。有計劃的對豬群進行豬瘟活苗（中國C株）免疫。根除計劃實施的最初3年，共免疫2500萬只豬。該項計劃的目的不僅在于控制古典豬瘟，更在于幫助鑒別診斷非洲豬瘟。

　　動物健康教育和人員培訓。在根除計劃的所有階段中，人員培訓對于提高豬肉行業的獸醫、農場主和執業者的認知和參與度都很關鍵。通過使用多種試聽教材和文件，對農場主和豬肉生產商進行培訓；編制程序手冊以指導獸醫如何采樣，以及通過張貼畫的形式對國際旅行者進行告知。該根除計劃全國共培訓了719位獸醫和4863位助理。

　　疫情通報系統。建立疫情通報系統以接收所有獸醫的疫情報告。對疫情爆發和控制負責的獸醫，每月至少去養殖場2次，并對感染動物的追溯調查進行協助。

　　鞏固階段（1984年-1986年）

　　在攻堅階段取得的成果之上，繼續推進和改進控制措施，主要包括繼續進行流行病學監測，加強鑒別診斷，改善動物疫病統計分析，繼續對爆發疫情進行撲殺和移動控制。

　　維護階段（1987年）

　　繼續運行豬病監測系統。

　　由于該根除計劃設計科學、執行堅決，巴西境內暴發的所有疫情都被撲滅，自1981年11月已無ASF疫情報道，且血清學監測也全部為陰性。1983年9月9日，巴西南方區域首先宣布ASF無疫。根據OIE國際動物衛生法典和在ASF風險區域、養殖場和疫病防控所做工作的基礎之上，1984年12月5日，巴西重新獲得OIE無疫認證。

　　巴西根除非洲豬瘟的經驗與可借鑒之處

　　巴西官方首先搭建了一個媒體平臺以利于各方觀點討論。一開始這反而混淆了大眾的方向，因為有太多不同的觀點碰撞在一起。但隨著巴西國內所有的報紙頭條，包括經濟和政治類報紙以及農業部分的報紙首頁都給予ASF頭版討論，這些全國的公開討論逐步形成了以關于動物健康和決策制定為主的社會共識。

　　豬肉及相關產品是我國居民的主要消費品，生豬存欄量和消費總量均占世界第一，我國生豬養殖目前正處于小散向規模養殖轉型的階段。雖然大、中型養殖企業不斷涌現，但仍有很多家庭養豬場（約占豬肉產量的30%-40%）缺乏生物安全控制意識。同時，我國部分地區存在非洲豬瘟病毒ASFV的傳播媒介-鈍緣蜱。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使得我國存在ASF的高擴散風險，目前最為擔心的是，一旦疫源地內的鈍緣蜱內定殖，進而循環繁殖并在環境中長期存在，將對我國豬肉產業發展帶來巨大影響。如果將屠宰補償，豬肉制品的消費意愿降低以及行業低迷，個體從業者失業等間接損失計算在內，其數額將無法估算。我們知道，巴西ASF疫情暴發后啟動緊急預案的2年內，當年花費達到1300萬美元（按照1978年匯率換算），這包括屠宰豬補償的2118，257美元補償（按照1978年匯率換算），但不包括巴西豬肉制品消費降低的40%對屠宰交易及小生產商退出該行業和2000個養殖者失業的損失。

　　相比較西班牙和葡萄牙接近40年的ASF疫情歷史，巴西的根除計劃可以說是最大膽有效的一次根除/凈化決策。這個計劃的成功可歸功于巴西政府的快速果斷處理和措施的有效執行，以及民間團體、豬肉農商聯合企業會員、獸醫和其他來自私人或公益性行業專家的大力參與。

　　雖然我國國情，畜牧業疫病背景，養殖模式與巴西有所不同，但面對同樣一種病原，巴西的成功經驗仍然具有很好的參考價值。比如其通過大量的宣傳和信息交流，巴西的農場主愿意主動上報疫情，農場主和獸醫都收到了免費的電話號碼以利于他們能盡可能方便的上報疫情。在巴西東南部的圣卡塔琳娜州，75%的疫點是在首個病例后的10天內上報，82%的在14天之內上報。如果農場主主動上報延緩，ASF就可能在官方獸醫實施根除/凈化措施之前散播出去，進而影響整個根除計劃。這說明巴西的農場主在根除/凈化計劃中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國內有志之士給出的防控建議：

　　1. 建立完善的監測計劃和迅捷的預警響應系統；

　　2. 建立完善的疫情控制體系和強有力的防控技術支撐；

　　3. 建立嚴格的動物流動監管體系和動物產品可追溯體系；

　　4. 建立健全生物安全措施，一旦發生疫情、嚴格封鎖、撲殺、焚化、消毒（所有可能的污染物、交通工具和設施）；

　　5. 禁止感染區和風險區內豬只的移動，嚴防疫情擴散；

　　6. 對周邊進行詳細的病原學和流行病學調查；

　　7. 主動監測、定點監控（屠宰場、凍肉、肉制品廠、交通要道）；

　　8. 加強公開出版物的建議監管、宣傳培訓；

　　9. 提高養豬場生物安全水平，嚴禁使用潲水喂豬；

　　10. 避免家豬與野豬接觸，防止蜱蟲等吸血昆蟲的叮咬；

　　11. 嚴禁從有ASF疫情的國家或地區進口豬及其產品；

　　12. 對國際航班、火車、船舶的廢棄物和潲水等嚴格無害化處理。

　　非洲豬瘟對養豬業的打擊具有毀滅性，對付它我們要打一場人民戰爭

　　前不久，在鄭州的李曼大會上，哈獸研的仇華吉研究員談到，目前中國多個省市區域接連發生非洲豬瘟疫情，坊間傳聞不少地方存在著瞞報現象，對疑似病例甚至不做檢測，這種“養癰為疽”的現象，可以講，是為非洲豬瘟的防控埋下了很大的隱患。

　　此外一些疫區省份的豬源性飼料成分已經流通到其他非疫區省份，類似情況將成為隨時爆炸的炸彈，前不久的新聞，國慶期間日本海關在到日本旅游的中國游客火腿腸中，甚至能檢測到非洲豬瘟的DNA，這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巴西全國凈化非洲豬瘟用了7年時間，我們如果沒有非常的魄力，以及壯士斷腕的勇氣，非洲豬瘟的凈化時間將遙不可及，中國養豬業將也將暗無天日。

　　目前國內還沒有機構對疫區的野豬和軟蜱帶毒情況進行系統的調查，一旦野豬或軟蜱帶毒后，ASFV將不受控制，凈化非洲豬瘟也將成為奢望。

　　當前，生物安全是防控非洲豬瘟的最有效手段，管好人流、物流，強化員工的生物全安全意識與制度落地。檢測監察部門加強檢疫工作，快速處置，形成規范性的操作流程和處置預案，加強基層家畜檢疫等執法部門的培訓，才能打贏這場人民戰爭。

　　可能就像2003年對待非典一樣，非洲豬瘟將整體提升我國在生物安全領域的制度落地與處置能力，是對我國動物疫病防控體系的一次全方位動員與練兵，也是一次脫胎換骨的重生。必然將更有利于未來我國以經典豬瘟，偽狂犬為首的疾病凈化工作。